4.科学管理的广阔空间
在阐述和分析科学管理的几个基本原则之后，可以基本上理解科学管理的本质和内涵，但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现实中，什么是科学管理适用的领域或边界？这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即便在管理学者中也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观念，认为泰勒开创的科学管理只是生产运作管理的一部分内容，在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似乎难以找到它适用的空间。如果就泰勒及其同事所从事的科学管理分析工具和研究对象来看，确实主要集中在生产运作管理领域，在一些文献中，也认为科学管理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如果全面地考察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显然这一理解是严重低估了泰勒的贡献和狭隘地理解了科学管理原理。《原理》的本意不是仅仅降低劳动力体力劳动的强度和提高其效率，其思想的核心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不断改进和创新管理，对于体力劳动的工时研究和动作研究等只不过是科学方法的一个工具性运用而已。科学管理就是将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管理活动之中，在所有存在管理活动的地方，科学管理就必然能找到它的适用空间，因为改进和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和谐劳资关系、创造共同财富是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
我们经常将效率的改进理解为企业层面上的工作甚至是工厂车间的事情，实际上，泰勒及其同事不少也在国家层面上为提升工业效率、减少浪费做了大量工作。如泰勒的同事，后来极力推进科学管理的埃默森是胡佛委员会的专家成员之一，他协助创立了效率协会以及咨询管理工程师联合会，这对于推进全国性的工业效率提升（可以理解为美国工业结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埃默森被誉为“效率主教”。另一位和泰勒一起传播科学管理的库克则将科学管理思想应用到非工业组织，包括教育和政府机构、公用事业管理等。这都说明，科学管理的边界不是限制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车间管理，而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科学管理也不仅仅是拿着秒表和卡尺进行工时和工作测量，而其对合适的优秀工人的选择和培养、工人和经理之间的合作、激励制度的设计、制度不断的完善等思想都旨在说明，管理这个传统的靠经验和直觉来推动的复杂任务完全可以用科学的研究、计划和协调沟通来更好地解决，因为管理在组织中的重要意义，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所产生的效率提升、劳动强度降低和减少浪费、和谐劳资关系的意义是存在着无限的发展空间的，这正是创造人类福音的源泉。
在今天，我们不应该局限在泰勒当时因环境和条件所限的研究范围和手段之内，将科学管理打入效率管理或车间管理的狭窄阴暗的地下室，而是应回到泰勒所倡导的宽阔的科学管理思想之上，不断地探索，在现代管理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商业实践中，思考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不断地改进和提升生产与服务的效率及质量，追求雇主和雇员之间坦诚的亲密的合作关系，创造基于生产率最大化之上的所有人的财富最大化。今天所面对的管理任务或困惑仍然是科学管理从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
二战之后，在发达经济国家追求全球扩张和多元化发展的战略逻辑下，企业管理的任务重点转向人际关系、财务和投资管理以及管理复杂的多元化业务和分权组织（事业部组织）等，将有效率的制造和服务以及保持和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作为次要的甚至被忽视的目标。哈耶斯等批评“美国工业已经忘记了如何竞争、有效率地制造、不断降低价格及保持产品质量”。 实际上，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全球的挑战，尤其是日本的竞争。美国经济在二战之后的蓬勃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得企业转向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利润最大化，通过并购和国际化以及多元化经营而追逐利润，并将此作为终极目标。不难理解的是，当企业的资本证券化和受到公众股东的影响之后，企业就会愈来愈深地陷入利润尤其是短期目标的控制之下。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目标因此慢慢失去其影响力，美国经济也越来越固执地走向利润导向。这一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下走向衰落，代之成为新力量的就是日本经济。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经济体系基本上被战火所摧毁，战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重建作为冷战的产物，却奇迹般地使得日本经济在70年代之后成为浴火重生的“工业凤凰”。 管理史学者的研究明确指出，正是来自于美国的科学管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在这里有着积极的贡献。其中，重要的是在美国的２位工程师普罗茨曼和萨拉桑以及之后的戴明和朱兰在日本传播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思想。尤其是戴明和朱兰的一系列讲座以及对日本企业质量改进过程的直接帮助，使得日本走上了质量立国的道路。在质量控制的基础上，日本制造更进一步发展出质量圈、品质小组和全面质量管理。之后，基于日本文化和工作方式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改善，以及精益制造是以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延伸和发展，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管理实践创新。显然，日本的质量管理、改善和精益制造尽管受到不同的管理思想的影响，但其中科学管理的成分是不可忽视的。从思想源头上看，早期质量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朱兰就曾将质量检测的开端回溯到泰勒的着作，质量管理运动受到科学管理直接的影响和推动，它们在管理理念和技术路线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如朱兰的质量管理三部曲设计：①在系统性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公司目标设定（与泰勒不同的是，这里注重质量而不是工作效率的提升目标）；②组成团队开展各个项目（注重工人、监工和专家的密切合作而形成问题解决小组）；③对项目进行检测和改进。日本资源严重匮乏，且有着与欧美相差甚远的文化传统，可日本企业在美国质量控制专家的帮助下，成功地引入科学管理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发展，一个基于日本文化和产业传统的改善和精益制造是科学管理和日本文化孕育出的硕果。
朱兰
科学管理表现最为完善的是日本的改善思想，在日本学者看来，改善不仅是一种管理方法，而且几乎成为日本企业的“宗教”。改善始于由戴明和朱兰在日本推行的质量管理运动，但改善超越了质量控制而成为日本企业崛起的哲学思想和行动工具。今井正明对质量和改善之间的关系的描述代表了日本的科学管理理念：“广义来讲，质量指任何能够得以改进的性质。在本研究中，质量不仅与产品和服务有关，还包括人们工作的方法、机器运行的方式、处理系统和程序的手段。质量囊括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为什么讨论改善比只提质量和效率更有意义的原因。”由此看来，改善基于用科学方法对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但重要的还在于持续的改进完善，并且是通过组织内整个系统的改进，包括人的行为的质量提升。这里，科学管理的目标得以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减少浪费，也是在工作方法、生产服务流程以及人类行为等方面的全面的质量改善。改善是对于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是沿着科学管理的目标和思想坚定前行的，和科学管理最初朝向提升效率提升的过程导向一样，改善的重要特征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导向。这个改进完善的过程在泰勒那里是朝向效率提升和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在改善中则是朝向全面质量提升，这是企业人力和其他资源系统化改进的过程。它们的精髓在于，管理的目标就是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方式来工作和合作，并在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由此提升的效率和质量不仅仅改善了组织的财务绩效，同时，有竞争力的成本和质量是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公司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戴明就曾预言：“日本不久便会用高质量的产品占领全球市场。”
戴明
5.科学管理原理与我国管理实践
5.1 早期科学管理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实践
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穆湘玥翻译的美国戴乐尓的着作《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简称《管理法》），这里的穆湘玥就是曾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大学和最后在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获得硕士学位的穆藕初，当时翻译的戴乐尓的书就是泰勒着名的《原理》。穆藕初在美国就读期间就曾请教于泰勒，回国后征得泰勒的同意而翻译了《原理》。 这本科学原理的小册子在中国的出版仅仅距离美国原版５年时间。但《管理法》在1916年初版后10年内只卖出800本，尽管如此，这期间已有一批民族企业家开始试验科学管理法，如容氏家族的申新第三纱厂、康元制罐厂、上海华生电器厂以及商务印书馆等都进行了科学管理法的实践。穆藕初1914年回国，在之后不到10年期间创办了３家纺织厂、１个交易所和１家银行。他将自己翻译的这本小册子在工厂内部进行分发宣讲，他尤其关心的是工厂管理中的３个问题：管理人员缺乏技术知识和能力；劳动力的浪费；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而缺乏激励。
穆藕初
这又源于过去传统的“包工制度”，管理者远离劳动生产过程。他结合科学管理原理，废工头制为工程师管理，废流水账为复式记账法，提倡对工人的奖励和节约原材料。他开办的几家纺织厂在科学管理法的实践之下获得了较好的效果。1928年，穆藕初应孔祥熙之邀出任国 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因企业发展不顺而弃商从官，但他翻译的《管理法》却因此而一下子卖出了三四千本，这对于科学管理思想的传播无疑是有益的。
MORGAN曾就这段历史做了详细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在引入外国资本和机器的同时或更早阶段，科学管理作为“软技术”的引入，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一战到二战间歇期（1918~1937年） 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于当时致力于商业救国或强国富民的民族企业家来说，泰勒的科学管理无疑代表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管理思想，但当时面对民族企业家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劳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与在中国市场的强大对手——西方企业展开竞争，这必须找到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来解决落后的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将科学管理理解为民族企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是不为过的。尽管当时真正实施泰勒科学管理法的企业并不多，但报纸的宣传、学者的翻译和推介 以及政府的组织支持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有“泰勒学会”，日本成立了“工业效率组织”，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管理组织”，中国则于1930年５月在由工商部长孔祥熙召集的上海工业家会议上同意组织“中国工商管理协会”，1周后改名为“中国科学管理学会”。协会的目的有２个：①汇集科学管理的研究资料和工业合理化中的问题；②讨论、出版和推进科学管理的实践方法以改进中国的管理。科学管理学会也通过《商业月报》和《总商会月报》等积极宣传和传播科学管理思想。学会（管理学会）还定期（每月）举行叙餐会，邀请企业家和科学管理专家主讲有关科学管理专题，内容涉及工厂法、管理人才训练、成本会计等，叙餐会坚持了7年（70余次），并出版了有关的演讲录，这对于传播科学管理原理无疑是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科学管理思想在1949 年之前得到迅速传播和实践，作为“软技术”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零散的史料来看，当时对科学管理的认识还是很粗糙的，实践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人事）管理和对包工制度的改造上，缺乏系统的科学管理方法的运用，尤其对工作工时研究或任务研究是缺乏的。很少有报道企业严格按照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进行系统的工作设计、头等工人的选拔、管理者和工人的密切合作等。当时的科学管理实践只是依据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做了部分的实用主义的利用，这被实践者和科学管理专家称之为“中国化”或民族化的过程。尽管对科学管理原理运用的适度改良和制度适应性措施是必要的，但对泰勒原理的系统把握是缺乏的，也没有深入中国工商背景和中国文化而扎下根来，成为中国企业管理基因中自觉遵守的一部分。与日本在战后的发展相比，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在泰勒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结合本土文化和制度的管理创新（如日本的改善和精益制造）。当然，中国这段时期的管理实践时间较短，民族工业也处于新生的幼稚期，再加上战争和恶劣的竞争环境，民族工业家难以有从容的耐心进行科学管理的实验和创新。1949年之后，则完全中断了这一伟大的科学管理试验，大陆的管理转向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科学管理基本上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尽管如此，这一早期科学管理实践已经暴露出弱点：“洋为中用”的实用主义利用观，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和实践，只是将科学管理当成一种获取利润的技术，而不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和产业（制造）哲学，缺乏对其科学性和道德意义的深刻认识，使得我们停留在工具性的价值层面上，难以从本质上将其纳入管理体系中，成为持续改进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和增长社会福利的社会改造之公器，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原因，从而丧失了借助于科学管理推进我国现代产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说这只是战争期间的短期问题是不足惧的，但从今天看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管理思想（软技术）引进同样是走老路，并陷入更为极端的短期实用主义，甚至倒退到这之前的经验主义管理范式。不能以宽阔的眼光和胸怀吸纳先进的管理思想并加以系统实践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卓越的组织的，当然也是缺乏全球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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