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文》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已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所否定。列宁的立论是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必然导致腐朽，最后必然导致灭亡。但是，美国在1890年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认真反垄断使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能够避免列宁说的“停滞”、“腐朽”而不断取得进步。《陈文》还指出，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帝国主义争夺的加剧，世界确实进入了一轮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但这与列宁理论中的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历史时代不是一回事。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列宁曾设想十月革命会引爆西欧社会主义革命，但“一战”后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的革命浪潮一下子就平息下去了，倒是东方兴起了革命浪潮，但那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搏斗。·
难道《陈文》的作者认为蒋介石不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甚至外国资产阶级来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吗？承认“一战”后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出现革命浪潮，却不承认那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该是多大的思维混乱啊。要是红军没有逃脱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国革命浪潮被平息下去了，《陈文》的作者是否也会认为当年中国还没有进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呢？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在1890年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但是，美国不仅在40年后就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本世纪头十年也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这两大危机之间更是有无数的小危机，根本谈不上避免列宁说的“停滞”、“腐朽”。更何况，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的规模相比当年洛克菲勒财团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和摩根财团的北方证券公司不知大了多少倍。美国金融寡头的垄断程度就更高了。今天的美国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程度远胜反托拉斯法制定之前。而美国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巨额的国家债务和“中美国”论的提出，也都表明美国进入了深度的寄生和“腐朽”之中。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陈文》将两大阶级的“生死博弈”歪曲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完全漠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国内的叛乱分子的全力支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波兰发动的企图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战争。
其实，除了上述两大阶级的直接“生死博弈”外，“一战”中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样交织着两大阶级的“生死博弈”。列宁曾经指出，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中间存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这些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正是这些工人贵族妨碍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博弈，但这并没有使这种生死博弈消失，而只不过使资产阶级在这场生死博弈中占了上风，得以利用各国工人在战争中的自相残杀，来暂时摆脱已经强大起来的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只有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得以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显然，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当年的世界历史十分无知的人，才能不顾历史事实地否定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历史时代。
三
《陈文》提出，二战后虽然不久就发生了东西方的冷战，但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不断，但没有影响世界全局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切表明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世界由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转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但是，越南战争呢？它可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战争，对美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怎么能把它排除在外呢？显然，《陈文》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成立，又进一步地把“生死博弈”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升级到世界大战。仿佛只要世界大战没有打，人类就还没有进入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历史时代。其实，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胜利，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进入了战略相持期，才维持了世界的和平。这个和平局面恰恰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阶段性成果，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世界早已进入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历史时代。尽管如此，随着前苏联领导人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美苏争霸，世界局势又不稳定了。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谈到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而这又是《陈文》所不引用的或是故意不引用的。要知道，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里，和平与发展，一直表述为“问题”，而不是全球一致的“主题”。
《陈文》指责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思想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认清时代转折性的变化，没有能够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发展起来。而日本则抓住时机，奉行“轻军备、重经济”的方针，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日本在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中站在美国一边，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承接了美国的战略物资生产。而中国则处于美国施加压力的另一边，一切都得靠自己，基础条件又差，自然发展比日本要慢些，但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慢。而且，那时的中国党的领导人还审时度势，使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使中国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知道，其他发展中大国搞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比中国早得多，但都没有中国发展得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这段打基础的经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陈文》的作者显然违反了这一点。
《陈文》质疑，既然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是“主线索”，那么我们是否应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显然，《陈文》的作者还死抱着过去那种把阶级斗争等同于政治斗争的观点，既不懂得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又不懂得经济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三大形式之一。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要谋求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经济解放。当然，以经济建设即经济斗争为中心，也必然离不开政治斗争即人民民主专政和理论斗争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四
《陈文》提出，他们否认当今时代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时代，并不是否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矛盾。《陈文》提出，难道广大民营企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特别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工人队伍不是重大的利好吗？拿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两国不是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吗？目前的情况是中美两国间既有战略竞争，又有战略合作，有什么根据说中美两国是处于“生死博弈”的状态呢？
中国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有着更为巨大的共同利益，国民党不也发动皖南事变吗？对于皖南事变的受害方来说，不是处于生死博弈的状态吗？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指出，《陈文》把“生死博弈”歪曲成一种热战状态。但是，冷战也是“生死博弈”，美国不是对朝鲜和古巴都进行着经济封锁吗？如果不是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美国有必要进行这种封锁吗？列宁曾经批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中摹仿他们的人或他们的应声虫，“始终不能理解‘战争是和平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政治的继续’这一思想。”《陈文》作者陷入唯心史观，也同样不能理解这一思想，他看不到正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使得美国既不能用热战，也不能用冷战和封锁来战胜新中国，只能企图用对付前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中美之间虽然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这个共同利益，对美国来说，要远比成功地瓦解中国少得多。事实上，美国统治集团一直以价值观输出为先导，企图“西化”、“分化”我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赤裸裸地以削弱中国、搞垮中国为目标，包括钓鱼岛问题上公然宣称要以军事干预支持日本，要重返亚太，支持菲律宾挑衅我国主权，这些都是美国政府“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内容。请问，这不用阶级斗争，用合作、发展，或是共同利益能解释吗？
为了确保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使改革开放不超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框架，避免倒向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国际斗争线索，依宪治国，贯彻落实宪法中明确载明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我们已经在1949年完成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远没有结束，只不过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时代任务发生了变化。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显然，只有这个任务完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道路才彻底完蛋了，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才彻底结束。而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像前苏联那样被瓦解，无产阶级革命还得再来一次。因此，这个新的时代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我们必须取胜，我们只能取胜，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也能够取胜。
有人也许会质疑，既然现在正处于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的时代，为何我国还要实行改革开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呢？其实，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推行租让时，列宁曾经指出，“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招商引资，走得比列宁的租让政策更远，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经济，但前提仍然是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列宁看来，“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因此，我们不仅不应当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反而应当要求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只有公有制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战胜了国内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的劳动者得以在没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企业里工作，无产阶级才能算是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才有助于最终结束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当然，这是一项十分长期的工作，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它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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