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4年第11期，发表了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启懋的《当今我们处于怎样的历史时代？——是否仍需贯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线索》（以下简称《陈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同志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否认当今时代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博弈的时代。我认为，《陈文》对于历史时代及其性质的判断，没能把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时代变迁与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下面我就根据《陈文》的章节展开论述。
一
《陈文》首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寻找否认世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时代的依据。然而，首先，这个做法本身在逻辑上就行不通。即便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决不等于当今时代也不存在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博弈。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做出了世界已经进入了生死博弈的时代的判断，只是《陈文》的作者不了解或不理解而已。
例如，《陈文》认为，1848-1849年欧洲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欧洲不少国家还程度不同地处在封建势力统治、控制下。马恩虽然当时确实曾认为世界或者至少是欧洲已经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但是随着这次革命在1850年下半年的失败，马克思懂得了经济和革命的关系，在1848年革命过去10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早期认为两大阶级已到了生死搏斗关头的观点。
对此，我们先来看看184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开头明确地写道，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即“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因此，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在其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法国，一开始就不是反对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并不在于战胜了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上层，而在于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
显然，《陈文》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不大了解，时至今日还在上立宪君主制假象的当，以至于《陈文》一开始就对当年的历史时代做出了显然是错误的判断。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是谈不上什么失败的，只有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才谈得上失败。而且在当时，“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这么惨烈的搏斗，如果不是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还能是什么呢？
《陈文》引用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上述着作所写导言中的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由此，《陈文》得出结论：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认识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机远未到来，工人阶级当时的任务不是要与资产阶级进行“生死博弈”，而是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积蓄力量，“慢慢向前推进”。《陈文》进而提出质疑，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的判断吗？
但是，《陈文》的推理要想站得住，就必须把“生死博弈”定义为“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或一场“轻易的胜利”才行。当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起义和攻打大城市的军事行动，也屡屡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跑到农村地区开辟根据地，积蓄力量。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这种状况表明当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处于生死博弈的时代，人们该怎么评价他的判断呢？《陈文》还用马克思郑重劝告法国工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要举行起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当年毛泽东不也反对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么，难道毛泽东因此就放弃武装斗争了么？
其实，《陈文》作者的想法早就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联合写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明确地批评：“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是这些人鼓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在这封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地批评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所鼓吹的“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的观点，反对不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的做法。很显然，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把他们那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并要求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去争得胜利，反对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这难道不是表明当时的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了吗？而对于否定这一点的庸人，历史的确“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改变了他们早期革命想法的人，这封通告信中也有一段话给予了回应：“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陈文》的作者想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他这一边，跟他一道走，是想错了。
《陈文》还老套地搬出了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所谓“两个决不会”的话，来“论证”马克思已看出资本主义能够容纳的生产力还远未全部发挥出来，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不再提出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目标，也不再提“不间断革命”，改变了早期认为两大阶级已到了生死搏斗关头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在这个序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这种不是个人对抗的对抗难道不就是两大阶级生死搏斗的对抗么？事实上，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解读马克思的这段话时明确指出，“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1859年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几年后，于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最着名的政治经济学着作《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如果不是到了两大阶级生死搏斗关头，如果不是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可以立即夺取政权了，马克思又怎么会做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论断呢？而且，从理论逻辑上讲，如果所谓的“两个决不会”没有与时俱进地发生改变并不再成立，那么就决不会出现前苏联和新中国。反过来说，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出现，已经使得死抱“两个决不会”的人，成为刻舟求剑的蠢人。
另一方面，两大阶级生死搏斗不仅仅限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还提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陈文》的作者还以为，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使马克思懂得了经济和革命的关系，并且花大力气研究经济。但历史事实却是，“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制定这个世界观就已经够忙了”。
《陈文》还把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与《共产党宣言》作比较，来说明马克思放弃了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作为近期目标的激进主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放弃过《共产党宣言》的再版发行，而且当共产党成为非法组织，不能直接发行这一宣言时，他们把它改名《共产主义宣言》继续出版发行，怎么能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主张呢？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时，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只有多么混乱的头脑，才能从中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主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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