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勐然发现，兜里钱越多，思想反而越空虚，财富积累越快，信仰反倒越迷失。而某门户网站近日所做的一项“您认为自己迷信吗？”的调查更显示，仅17%的网民一点也不信迷信，而高达45%的网民则“宁可信其有”。这一数据也警醒我们，信仰迷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一个现实课题。
在今天，信仰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就普遍性而言，一方面，它作为个人道德自律及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其重要性在当代日显突出；另一方面，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又是困惑当代人类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就群体性而言，信仰表现为集体的共同需要；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则表现为个人的生命需要。但是，总体上说，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信仰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不能离开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大格局，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的个人事务。
在当代中国，“信仰失落”问题，主要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基于这一判断，解决信仰问题的大思路就是必须坚持以培育共同理想作为引领个人信仰的根基。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前途是共产主义）不仅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是全社会保持健康精神追求的思想源泉；还要看到，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的主动权来源于历史观的力量，拥有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是拥有历史制高点。以上两点说明，共同理想高于并决定了个人信仰的走向。
个人信仰问题的解决，出路不是回归宗教，而是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状态，其实质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追求生命的“不朽”和永恒。这种追求是虚幻还是真实，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取决于其所追求的“不朽”的根据。宗教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超自然的存在（“神”），这就决定了其无论有多少存在的理由，但终究是虚幻的消极的；马克思主义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无限性，因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个人就能超越自我、获得有限生命的不朽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任何人去世都是“油尽灯枯”、“灰飞烟灭”，而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在信仰问题上我们就需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把信仰问题神秘化，变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终极性”问题（也就是当代的“自在之物”）；另一是把信仰问题庸俗化，变成单纯的个人现实生活目标（也就是“自利的最大化”）。
解决信仰问题的关键，是促成共同理想和个人信仰相协调，培育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新机制。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使共同的社会理想真正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为此，我们需要培育一种利益机制，它可以有效地把利益的“个人计算”和“社会计算”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地说：第一，从超越自我、体现生命无限价值的角度提出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可回避的信仰问题，这就是“身后给人们留下什么”，如何于私上不愧祖宗、下不愧子孙，于公上不愧人民群众，下不愧岗位职责。第二，从党和国家高度认同的角度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荣誉制度，从制度上落实“千杯万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从社会地位和认同上落实荣誉是人民和个人的最大共同利益。第三，从“大利益”的高度建立正反典型的动态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平台，让利益的“社会计算”和“个人计算”能够充分沟通、相互转化，防止利益计算中的个人利己主义回潮。
(作者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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