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丰子义,男,1955年生,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着作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发展的唿唤与回应》《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社会发展的全球审视》等。曾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之一。
图一 丰子义
张梧: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无论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对于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和世界,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您提出要增强经典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请问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丰子义:所谓方法论自觉,就是要对学习研究经典文本的一些学风问题、方法与路径问题等予以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以确立其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我之所以提出方法论自觉这一问题,主要是源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解释学”思潮的兴起所引发的一些思想混乱。在国际上,伴随马克思恩格斯文稿整理过程中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思想的出现,许多学者开始对第二国际尤其是苏东理论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提出某些质疑,并运用当代解释学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重新解释,由此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思潮。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话题,国内学术界也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热”,对经典文本的研究给予了较大关注,解释学方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有关文本研究的讨论中,理解、解释、视界融合、对话等成了热门词和新方法。应当说,当代解释学方法为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它所强调的理解、解释等具体方法,对于我们推进文本研究,进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是有益的。但是,随着解释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文本研究又开始罩上了一层新的迷雾:由于“理解”和“解释”的作用日益彰显,经典文本的一些基本内容也似乎难以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煳,以致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我们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我提出了经典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问题。
张梧:刚才您提到,解释学方法的引入又给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带来了新的困惑。您认为这些问题和困惑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丰子义:首先应当承认,解释学方法在文本研究的引入,对经典文本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之所以会出现新的困惑与问题,这与解释学方法的越界使用直接相关。解释学方法的越界使用,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诠释不够与诠释过度的问题。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不乏可喜的成果和有益的探索,但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理解和解释上的片面化。目前文本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诠释不够”,另一方面是“诠释过度”。前者主要表现在对经典文本的基本观点、基本精神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甚至是用前马克思哲学的水准来进行解读,结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大打折扣,其当代价值也大为降低;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作任意发挥,抓住一点,无限引申、演绎,甚至将文本中没有的思想加诸其上,使得解释后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这两种情形虽然都存在,但在解释学的推动下,后者表现尤为突出。总体来看,无论是“过度诠释”还是“诠释不够”,都是不合理的解释。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路向走下去,文本研究很难取得科学的、高水平的成果。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释历来是开放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文本的一些思想观点应当给以新的理解和阐释。但是,肯定文本解释的开放性,并不等于主张文本解释的随意性,不能对文本作任意解释和发挥。这就涉及解释学方法运用的限度问题。限度怎么确定?虽然很难划出一个严格的界限,但基本的准则还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立场、观点。按照这样的准则,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除了上面提及的一些注意事项外,还要认真辨别文本,尽可能弄清各种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所依据的文本不同,研究的结果和描绘的形象也就不同。如在过去,一些学者仅仅依据马克思的早期着作、文章,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人道主义哲学”;又有不少学者仅仅依据《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本,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斗争哲学”。如果不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着作加以认真辨别并弄清其思想联系,就很难避免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误解。国内外学界之所以会造出“两个马克思”,原因与此直接相关。此外,文本的解读还要注意正确把握经典文本的整体思想与各种具体观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体系,各种具体观点在其思想体系中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离开文本的整体思想孤立地发挥其中的某个观点,力求防止解释的片面化。二是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按照解释学的说法,任何解释都是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前提的。不容否认,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马克思的真精神和真实思想不是现成地呈现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也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所谓的纯客观研究。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文本研究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假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或客观性,而完全是一种可以任意界定的东西,那么这种研究还有没有意义?能不能进行?假如存在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解中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标准?过分夸大解释和理解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张梧:您认为怎样才能避免诠释不足、过度诠释、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呢?
丰子义:我想,要想避免文本解释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正确把握经典文本的“研读”与“解释”的关系,最基本的方法还是要将文本解释建立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根据,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手材料。要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必须首先原原本本精心研读原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精心研读原着的重要性。1884年8月,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曾提出要“研究原着本身”。[1](P200)1890年9月,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他又强调:“我请你根据原着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2](P593)在此信以及1894年1月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还为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者开列了主要阅读书目。[3](P670)应当看到,经典着作思想深邃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知识也较广泛,真正读懂领会也并非易事。但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那种纯思辨的晦涩理论,只要付出努力,是能够学懂理解的。比如,为了弄清国家这“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列宁曾建议大学生要花些时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着作至少读几本”。[4](P281)“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再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为此,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4](P282)强调精心研读原着,就是要求学习研究原着应有严谨、科学的态度。
图二 马克思
张梧:事实上,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也一直提倡读原着,回顾国内原着研究的现状,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呢?
丰子义:应当说,我国学界在原着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是原着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巩固,原着研究的重要意义得到充分认可;二是原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升,围绕原着的研究日趋扎实,成果颇丰。但是,原着研究中也有些问题亟待清理。首先,不能仅仅以现有的某些原理来解释原着。原理固然是源于原着,但一些原理因其舍弃了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因而其提炼、概括不一定全面、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一些原理往往反映的是具体结论,而对于形成这些结论的具体论证和根据则较少论及,这就容易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做出简单的或者片面化的理解。因此,不能用现成的原理来图解原着,或者用原理来代替原着。其次,不能脱离写作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原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着都是在具体回答一些时代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或在批判和论战中形成的,其思想观点充分反映了经典作家对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际上以理论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因此,要学习研究原着,必须对当时的现实予以充分的观照,这就是要注意考察每一文本所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各个文本的条件变化等。只有把这些历史逻辑搞清楚,才能正确理解原着的基本思想以及原着间的内在逻辑。仅凭文本文献的考据和文本上下文的关系,是很难走向文本深处的。再次,不能离开思想发展孤立地理解原着。对于同一问题的认识,不同的文本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或看法。如果不加具体考察的话,可能会造成思想间的前后矛盾、冲突,以致形成理解上的混乱。如对于哲学的基本看法,马克思确实说过“消灭哲学”“取消哲学”之类的话,但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同样表达过许多与此相反的看法,如在《给父亲的信》中指出,“离开哲学我一步也不能前行”;在《莱茵报》“社论”中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指出,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哲学是头脑掌握世界的特殊精神方式”等。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提法和观点,如果不还原其最初的特定语境,仅仅孤立地理解的话,是很难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原意的。割断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思想联系,仅仅从某一文本中抽出只言片语当作基本观点来理解,必然会造成理解上的曲解和误解。
张梧:准确理解原着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您认为在经典文本研究过程中应当遵循哪些方法论原则呢?
丰子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方法论自觉。当年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P691)列宁也曾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记硬背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现在还要再三地说……”[5](P219)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括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资源。具体到经典文本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问题,我想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合理看待理论与方法的关系;第二是合理把握现实问题与原着研究的关系;第三是正确认识对话比较与文本研读的关系问题。
张梧:您能否先谈谈如何处理好理论与方法的关系?
丰子义:学习研究经典文本,应当在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基本思想的同时,重点学习掌握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一般说来,理论和立场、方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向来是鲜明的,这就是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求道路。这样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必然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分析、研究问题,最后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学习研究经典文本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方法的学习,看经典作家在研究中是怎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从中把握其基本的方法论,以利于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方法,并不是要轻视其理论。在二者之间,不能制造新的割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合理看待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为了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关系,有必要注意卢卡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鉴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们后来逐渐偏离以致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教训,以及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表现,卢卡奇曾鲜明地提出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一问题。在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首篇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看一种思想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是别的,就是看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志,就是它的基本方法。“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6](P47-48)在卢卡奇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说,方法是决定性的,不容忽视的,而观点则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卢卡奇所谓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总体性为基础和本质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无论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还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总体范畴总是被视为辩证方法的中心问题。“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6](P85)“只要抛弃总体的观点,抛弃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为变化过程的因素,而是理解为同整个发展分离开来的孤立行为,那末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现为向工人运动的原始时期倒退,向布朗基主义倒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同作为总体范畴居统治地位的产物的革命原则一起瓦解。”[6](P79)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看法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像法兰克福学派就特别关注方法问题,注意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与实证主义方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把否定的辩证法当作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阿多尔诺曾明确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厌恶一切粗俗的世界观”,[7](P198)认为哲学成为世界观就是哲学的蜕化。[7](P17)除此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也大都是从方法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对方法的重视程度。应当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价值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方法则是片面的。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看法,其前提就是把理论与方法割裂开来,将其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东西,认为一个可以被丢掉,另一个可以被保留。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完全离开理论的方法?或者说,离开理论的方法能否独立存在?还算不算方法?事实表明,理论与方法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根本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方法也没有完全脱离方法的理论,二者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任何理论不仅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而且本身就具有方法的意义,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任何思想、理论又是按照一定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是在一定方法指导下形成的,因而内在地包含着方法。因此,哲学意义上的方法绝对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方法、技巧,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并有其深刻的理论内涵,抽去理论内涵的所谓纯方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假如离开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如何理解其独特的方法?仅仅从方法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学说的界限,也很难保持它的正统。所以,学习研究经典文本,必须善于从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中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图三 卢卡奇
张梧:那么,我们又如何合理把握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读的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您一直主张要用现实问题“激活”文本研读,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想法?
丰子义:学习研究经典文本,当然首先要弄清文本本身的思想内容,否则就失去了学习研究的本来意义。但是,要使学习研究更有成效,真正体现“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又必须立足当代,面向现实,力求理论联系实际。这就要求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用现实问题的研究“激活”文本研究,使文本研究不至于变成纯粹的“诠释学”或“考据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文本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现实的关系。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或者说,同样的文本研究往往打有不同时代的烙印,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必要的版本学、文献学考证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作为基本理论研究的文本研究,必然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无论是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还是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式的确立,都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要“激活”文本研究,事实上就突出了“问题意识”。能否带着问题学习研究文本,效果会大不一样。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无疑会促进对文本某些相关理论的深入思考,进而促进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否则,只能是不断重复原有的话题，沿袭原来的老路,难以产生出多少新意。实际上,正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提出问题和对问题加以回答的历史一样,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学习研究也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中推进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文本研究不能仅限于叙述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同时要以问题的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激活文本研究,看经典作家在这些问题上是如何理解的,是如何加以解决的，哪些已经得到解决,哪些尚未解决。这样,文本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探讨空间。而且,还应注意到,在经典作家去世之后,理论发展又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在经典文本中找到具体答案的,但是有许多思想资源又确实存在于文本之中。“问题式”的研究将文本置于当代境域中加以新的考察,可以生发出新的理论价值,从而拉近了文本与现实的距离,使文本走进现实。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再使文本仅仅成为一种历史的文献,而是成为与现实直接相关的有益参考。有鉴于此,加强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文本的学习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早在1842年《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就明确提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唿声。”[8](P289)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要分析研究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8](P258)马克思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9](P21)就是凭借这样的问题研究,使马克思不断超越以往的理论,形成新的科学性的理论。
张梧:但是,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分强调现实问题对文本研究的“激活”,会降低文本研究的学术性。对此,您怎么看呢?
丰子义:你的问题涉及到了文本研究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随着文本研究热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学界逐渐出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提高研究的学术性,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对于这两种相反的意见究竟怎么看?应当说,这两种主张都有其合理性,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如果把“学术性”看作是要向纯粹的经院哲学看齐,或者是走向新的思辨哲学,那么,这样的“学术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旨在追求和满足于概念王国的抽象思辨,而是直面现实,通过矛盾、问题的深刻揭露与批判,以达到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马克思始终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以往的哲学研究:“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10](P120)为此,他明确主张哲学研究应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向现实的世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并不是体现在概念的演绎上、逻辑的推论上以及体系的追求上,而主要是体现在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和说明上,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是其学术性最为突出的表现。能够从前人的理解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通过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能够通过论理性的研究,给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正确的指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不能仅仅从纯学术的视界来看待,应当从其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内在关联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时,才能真正体现和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不能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重要的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含量和理论品位。这就是要使其学术性更多富于思想性,通过思想性来提升学术性。学习研究文本,就是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水平,使其真正成为当代“文明活的灵魂”,引领社会发展。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必须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发挥实际影响。因此,要学习和研究文本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必须是说理要透彻,分析要精到,确实能够帮助人们解疑、释惑、明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直面现实,善于从历史表象走向历史深处,使人们能够在认识上祛除各种遮蔽与迷雾,明确其基本道理。
张梧:对于对话比较和文本研读的关系,您又是如何理解呢?
丰子义:我的观点是要在对话、比较中提升文本研究。学习研究经典文本,当然首先是要把文本的内容搞清楚,对经典作家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是,研读文本并不排斥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从不封闭自己的认识道路,它就是在同各种思潮、理论的对话和论战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文本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需要加强对话、交流。对话、交流的对象是多样的,既要关注当代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派别、社会主义派别,又要关注世界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还要关注国外学界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时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等。开展对话、交流或比较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首先是有助于真正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通过解读文本、比较分析,可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进而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其次是有助于识别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思潮不断兴起、蜂拥而至,导致文化价值观上相互碰撞、扑朔迷离。如何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加以清醒的识别和判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文本研读和理论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而后在比较中作出恰当的判断。再次是有助于在对话、比较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世界思想文化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观照,通过与其他各种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它是世界文明大家族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它不是普通的一员,它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与特点。其理论说服力及其重大的影响力,必然会赢得人们的广泛理解、尊重和信仰。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话、比较已形成了一条重要路径。对话、比较不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而且深化了已有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图四 文明
张梧:那么,如何使对话更有成效,更有助于经典文本的学习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把握呢?
丰子义:为了使对话比较能够促进并进一步提升文本研究,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关注和明确的:一是对话的出发点。这就是要从问题出发。之所以强调从问题出发来对话,原因就在于,只有从问题出发,对话的话题才会扩展,对话的路子才会拓宽,“话”确实能够对起来。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不赞成它们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结论,但对其所提出的问题、所运用的方法、所作的探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自觉加以借鉴、吸收。这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开阔视野、深入思考,同时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如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中,对于现代性所主张的彻底解构的激进结论固然是简单片面的,但其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与后果则是发人深省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的,这对于深入思考马克思关于资本与现代性、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超越的理论是非常有益的。从问题出发来进行对话,决不是要轻视乃至放弃基本立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何谈与其他思潮、流派的对话?这里旨在强调的是,不能仅仅关注对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潮与文化,而应该先进行具体考察,了解对象是怎么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然后再予以具体分析比较,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回答。这既没有失去哲学的基本立场,又没有使对话徒有其表。坚持基本立场,也就是要强化对话的“自我意识”、对话中,一定要明确“我是谁”,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自我。如果“对”什么,信什么,失去了“自我”,那么“对话”也就成了被“同化”。近年来学界对话中出现的所谓不同“解马”模式,实际上就程度不同地反映出这种不良的倾向。二是对话的着眼点。在对话中,常常看到这样两种倾向:一种是求同,另一种是求异。所谓求同,就是力图探求对话双方立场、观点的一致性;所谓求异,就是力图寻找对话双方在思想观点上的根本差异。应当说,这两种倾向各走极端,均不可取。如果仅以求同为目的,那么对话的着力点就必然放在某些“相似性”的寻找上面,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某些哲学、某些思想流派作简单的类比、附会,最后阐释出来的是不伦不类的马克思主义,如用西方哲学的某些观点来解读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仅以求异为目的,那么对话的着力点就必然放在“划界”上面,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也很难得到丰富和发展,因为只是为了显示其本质区别,难免要把自己置于孤立封闭的境地,从而消除了对话、交流的可能,同时也失去了对话的意义。对话的着眼点应当是什么?还是要回到问题上来,着眼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与研究。通过问题的聚焦,可以看出各种理论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提出了哪些观点和解决办法,哪些观点、办法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这样会拓展我们的思路,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进而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而且,着眼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可以使经典文本真正“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从而使其能够在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中展开自身,实现自己的价值。从此意义上说来,应该倡导用与现实的“对话”来带动不同理论间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无论对理论还是对实践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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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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