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眼中的中共抗战
如今还有一些人攻击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理由是，除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八路军没有其他显赫战绩。对于这种观点，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只是八路军的经典之战，并不是全部。据统计，中共武装八年间累积大小战役战斗12万余次，年平均15000余次， 月平均1200余次， 日平均40余次。这个计算结果，与日本战史记载华北日平均作战42次也是基本相符的。
关于敌后战场的英勇抗战和辉煌战绩，另外还有不少材料能真实地反映这一点。如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 “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 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 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 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 “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 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回国后， 福尔曼又写出了一本 《北行漫记》， 把他在边区的见闻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拍的1千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做插图。他在书中首先声明: “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是既非共产党 ，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亲眼目睹大量事实后， 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地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攻势只在武器缺乏与形势不利下受到限制。业已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中的八千万人当中的五千万人，从日本人的高压下面解放出来。不但此也，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 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
美国记者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顾问，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政治上忠实可靠，但延安之行改变了他的态度。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上坦言: 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在为重庆《大美晚报》撰写《我从陕北回来》一文时， 又从八个方面谈到边区的所见所闻:1老百姓生活进步;2土地革命已停止;3医药设备不够用;4人民都有选举权;5适应抗战的学校; 6强烈的抗战意志;7言论出版自由;8我看见了战斗。
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 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自然，中央军也有过同样的行为。不过我曾注意考察地名，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什九是与共军的冲突。同盟社称他们为 ‘中国红军’。”
与此同时， 美国还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于是，他们向国内报告:“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七年来， 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1945年3月24日， 观察组成员卢登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美国新闻界介绍了中共武装部队抗日的情况。他说:“虽然共产党部队缺乏武器，他们仍然在有效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军队虽然在装备上还不能同日本大规模作战，但他们困扰着日军，对日军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他同时介绍了中共援助美国飞行员、协助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情报的事例[26]。今天看来，这些对中共抗战的记录和报道显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三、日军视中共为“华北致命伤”
对中共敌后战场的作用，还有更具说服力的材料，那便是来自日方的资料。据战后日本有关机构所编战史记载:“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 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八路军、 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退出了抗日阵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1938年，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也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亦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不久后， 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还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如下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着，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 ，更是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表示:“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并一再惊唿:“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 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 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 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41年，华北方面军再次强调:“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1942年 ，他们又说 : “治安肃正的重点， 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 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 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 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 (规模大小不等)。”他还说:“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 (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其中对国共两党军队在华北的不同表现， 描述得可谓十分细致。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伤”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