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指责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并未取得多少战果。这种观点近年又甚嚣尘上，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有的材料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同时，来自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和日方的材料，也都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投入到抗日御侮的民族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作战地域上分为两大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两大战场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的贡献，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如国民党早在抗战中便指责 “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 游而不击”，陈诚在一次演说中也“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后来，有些台湾学者亦强调中共除了在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只是游而不击，混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对日作战并未取得多少战果。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大陆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混淆了不少人的视听。而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有关中共敌后战场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仅限于对历次战斗的罗列，缺乏对“游而不击” 说的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正面回应。因此，本文拟做一番辨析与澄清。

洛川会议旧址

一、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是杜撰的

仔细梳理，“游而不击”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所谓 “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说明其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但揆诸史实，这个依据完全子虚乌有，是杜撰的。

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说法，最早来自一个中共叛徒。1940年，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据其供认，18集团军出发前，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 指示工作方针， 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此说一出，立即被国民党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编入 《摩擦问题真相》一书中。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予以引用。其他如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郭华伦的《中共史论》、古屋奎二的 《蒋总统秘录》、 奥·鲍·鲍里索夫的 《苏中关系》，均照此援引。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一书，亦将之作为“重要史料”收入。时至今日，网上各种帖子更是随意加以引用， 俨然将之看成一条可靠材料。

对于这条材料，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李法卿原话叙述的是毛泽东、 朱德等对全军的训示，而不是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其次，此说缺乏其他佐证，正所谓“孤证不立”。大陆学者杨奎松曾根据其研究经历明确表示:所谓中共决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说法， “笔者遍查此时期之中共文件乃至未公开之历次会议记录，不仅未见类似说法，且颇多与此不合者”。最近，他又强调:“80年代初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看过洛川会议记录，不少文章中都介绍了会议讨论及发言的情况。我当年也读过这个记录，并做过笔记。网上所传‘记录’所以一望而知是杜撰的”。

既然洛川会议没有制定过这么一个内部指示，那么中共是否在其他场合有过类似说法呢? 关于这一点， 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一书中写道:“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曾任职于调查局的曾永贤便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有关抗战时期中共从事扩张的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最感觉缺乏的是，我们虽指出共匪在抗战期间实行其‘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之策略方针，可是却没有很丰富的资料， 来加以证明。”而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更是质疑:“国民政府这种指责， 预先假定应付、 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 但实际上，“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在他看来，“中共的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因此，“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 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 ‘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这个所谓“七二一”指示显然纯属虚构。

究其根源，这条杜撰出来的材料之所以会被反复炒作，实际上就是为了贬低中共的抗日态度，指责其只用“一分抗日”，“没有抗战之决心，只图保全自己的实力”。但这个目的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 因为有太多的材料证明， 中共的抗战态度始终是积极和坚决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此后，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也强调:“必须积极的对敌斗争”， 游击队 “应积极主动的向外活动(反对缩在山沟中，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不能以积蓄力量为借口，而不打仗，或少打仗，怕牺牲等等”。这表明尽管有个别地方曾较为保守，但从总体上看， 中共积极抗日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纠偏努力。

对中共的这种决心，甚至连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里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日本人亦曾指出:“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认为:“考查大东亚战争和抗日阵线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略过，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 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变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由此可见，中共的抗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