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以全国各地竞相发射粮食高产“卫星”进入高潮的，“亩产万斤”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标志。然而，当一个接一个的“卫星田”和“万斤亩”的“喜报”传到中南海时，长期在农村生活、具有丰富农业经验的毛泽东，对这些高出实际的产量，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对“大跃进”的纠偏工作开始后，为何唯独粮食产量指标迟迟不降？当浮夸造成的粮食危机爆发后，毛泽东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出台总路线，“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在一线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指责他们在1956年搞的“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没有认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区别”，并且表示，“今年下半年，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出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也曾多次强调“要压缩空气”，并表达其忧虑，“不要吹得太大”，“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提口号、订目标要留有余地”，甚至还要求对某些省份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跃进”，在宣传和报道上“硬是卡死”“不要登报”，但在一拨接一拨的“冲天干劲”下，就连他自己也没能“头脑冷静”下来。仅就1958年的粮食产量指标而言，从1月南宁会议上通过的3920亿斤，到3月成都会议上提高为4316亿斤，再到6月邓子恢上报中央，对全年粮食的估产可能达到5000亿斤，再到8月北戴河会议上估计为7500亿斤，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关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指标几番上扬，近乎翻了一倍，丝毫没有一点“留有余地”的意思。
如果说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所有指标均一路高歌勐进的情况下，粮食指标很难“独善其身”，那么，在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主持的纠“左”进程中，当所有的指标纷纷下调到“确实可靠”的程度时，为何唯独粮食指标还“稳中有升”？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如此“自信”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刚开过不久，一线领导的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就发射升空。此后，各地争先恐后发射粮食高产“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小麦“亩产5103斤”；7月23日，河南省遂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早稻高产“卫星”，据报“亩产超过10000斤”。截至9月底，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在所有的水稻高产“卫星”中拔得头筹，据报“亩产130435斤”；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6斤”。
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升空，让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非常兴奋，认为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连素以谨慎着称的陈云，虽对“亩产万斤”持保留看法，认为“那些都只是一些试验田，大多数合作社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但却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比过去增产很多”。
毛泽东也不例外，各地传来的丰收“捷报”令他十分兴奋。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在粮食问题方面，报告指出：“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1957年全年粮食增产数字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阅后，立即将该报告批转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6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夏季粮食增产数字，指出“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两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毛泽东隔天即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7月7日，阅谭震林6月25日在合肥召开的闽、浙、皖、苏、沪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后，毛泽东批转给陈伯达：“此件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8月16日，该总结即在《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标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图二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总路线
从这一系列密集而又迅速的批示中，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下面报送上来的丰产“捷报”十分高兴，基本上是信而不疑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甚至还对“亩产万斤”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期待和赞许。
8月4日，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当地县委书记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毛泽东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当听到对方说要用粮食换机器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8月9日，在山东历城县一个公社视察时，当听到公社负责人讲要从过去一亩两三百斤争取到亩产四万斤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从毛泽东上述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这些高产“卫星”，虽有一定程度的惊诧，但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异议，反而是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加以鼓励。历史地看，毛泽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些高产“卫星”的鼓舞，对当年粮食的丰产显得信心十足。
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正式将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提高到8000亿斤至1万亿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宣布“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甚至提出“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闲”。
信与不信之间的纠偏心态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粮食丰产“大体确认”，认为“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自己也就仅剩“百分之一的怀疑”。但是，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汇报中，毛泽东开始注意到各地存在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现象。
10月21日，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向毛泽东谈到下面有虚报粮食产量的现象时，毛泽东说：“虚报不好，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11月10日，河北省徐水县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称该县“粮食虚报产量的不少，据说差不多的村都有虚报，因为上边规定的任务很难完成”。毛泽东作出批示，“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在11月底的武昌会议上，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作检讨：“江苏省的粮食产量存在夸大，上报中央550亿斤，实际上只有400亿斤。”毛泽东听后以十分惊讶的语气说：“少了150亿斤啊？”江渭清又向毛泽东表示：“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在得知粮食产量存在虚报浮夸的情况后，毛泽东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他开始对超高产的“万斤亩”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
11月14日，毛泽东到湖北视察。当地领导向毛泽东汇报：“孝感县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的稻谷。”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的态度更加直白：“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在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为了表明他对这类“万斤亩”报道的看法，毛泽东还对此篇报道作了一个批语，并将其作为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参考文件加以印发。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亩产万斤”的看法已经由前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到公开认为产量“造假”“不可信”。
毛泽东对高产“卫星”的态度转变，也影响到了他对前一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看法。11月22日，毛泽东专门找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批评道：“《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同时，他也要求记者和编辑在今后作报道的时候，“头脑要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针对各地虚报产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
然而，毛泽东虽然多次明确地表示“不相信亩产万斤”，并对各地粮食产量的虚报和浮夸提出了批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全国粮食大丰收的判断。
在11月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谭震林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虽然考虑到了“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情况”，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但结论仍是“1958年比1957年的粮食产量（注：1957年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并表示“不能因为少数的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了这个总的估计”。谭震林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1958年粮食估产为“七千五百亿斤”，对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则修订为“一万零五百亿斤”。这个指标甚至比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还要高上500亿～2500亿斤。
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对下面的虚报浮夸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也仅认为“最多三分虚假”，在压缩过后得到的数字是“确实可靠的”，对1958年的粮食战线上的“大丰收”不作丝毫怀疑。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对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纠偏工作未能深入，对相关的报道和宣传工作的批评，也仅维持在成都会议上所定下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基调内，点到为止。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粮食产量的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959年春荒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