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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上)
来源:报纸刊物作者: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发布日期:2020-12-26 15:45浏览次数: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指责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并未取得多少战果。这种观点近年又甚嚣尘上,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有的材料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同时,来自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和日方的材料,也都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投入到抗日御侮的民族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作战地域上分为两大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两大战场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的贡献,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如国民党早在抗战中便指责 “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 游而不击”,陈诚在一次演说中也“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后来,有些台湾学者亦强调中共除了在平型关击破日本一个运输队(百余人)外,只是游而不击,混水摸鱼,到处掠夺民间武装力量,壮大自己,对日作战并未取得多少战果。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大陆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混淆了不少人的视听。而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有关中共敌后战场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仅限于对历次战斗的罗列,缺乏对“游而不击” 说的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正面回应。因此,本文拟做一番辨析与澄清。

中共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说驳议(上) 

洛川会议旧址

一、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是杜撰的

仔细梳理,“游而不击”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所谓 “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说明其并非真心抗日,而是游而不击。但揆诸史实,这个依据完全子虚乌有,是杜撰的。

所谓“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说法,最早来自一个中共叛徒。1940年,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据其供认,18集团军出发前,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 指示工作方针, 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此说一出,立即被国民党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编入 《摩擦问题真相》一书中。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予以引用。其他如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郭华伦的《中共史论》、古屋奎二的 《蒋总统秘录》、 奥·鲍·鲍里索夫的 《苏中关系》,均照此援引。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一书,亦将之作为“重要史料”收入。时至今日,网上各种帖子更是随意加以引用, 俨然将之看成一条可靠材料。

对于这条材料,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李法卿原话叙述的是毛泽东、 朱德等对全军的训示,而不是所谓洛川会议内部指示。其次,此说缺乏其他佐证,正所谓“孤证不立”。大陆学者杨奎松曾根据其研究经历明确表示:所谓中共决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说法, “笔者遍查此时期之中共文件乃至未公开之历次会议记录,不仅未见类似说法,且颇多与此不合者”。最近,他又强调:“80年代初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看过洛川会议记录,不少文章中都介绍了会议讨论及发言的情况。我当年也读过这个记录,并做过笔记。网上所传‘记录’所以一望而知是杜撰的”。

既然洛川会议没有制定过这么一个内部指示,那么中共是否在其他场合有过类似说法呢? 关于这一点, 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一书中写道:“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曾任职于调查局的曾永贤便说:“在研究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有关抗战时期中共从事扩张的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最感觉缺乏的是,我们虽指出共匪在抗战期间实行其‘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之策略方针,可是却没有很丰富的资料, 来加以证明。”而台湾的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更是质疑:“国民政府这种指责, 预先假定应付、 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 但实际上,“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在他看来,“中共的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因此,“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 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 ‘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由此看来,这个所谓“七二一”指示显然纯属虚构。

究其根源,这条杜撰出来的材料之所以会被反复炒作,实际上就是为了贬低中共的抗日态度,指责其只用“一分抗日”,“没有抗战之决心,只图保全自己的实力”。但这个目的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 因为有太多的材料证明, 中共的抗战态度始终是积极和坚决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此后,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也强调:“必须积极的对敌斗争”, 游击队 “应积极主动的向外活动(反对缩在山沟中,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不能以积蓄力量为借口,而不打仗,或少打仗,怕牺牲等等”。这表明尽管有个别地方曾较为保守,但从总体上看, 中共积极抗日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纠偏努力。

对中共的这种决心,甚至连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里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日本人亦曾指出:“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认为:“考查大东亚战争和抗日阵线的关系时,所不能忘却或略过,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源泉点上,中共政权在重庆的上位”,“如果有人以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 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变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由此可见,中共的抗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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