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荒”危机的爆发
1959年初，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缺粮现象。起初，毛泽东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前所述，虽然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情况，但是始终认为最多“三分虚假”，全国粮食总体上是大丰收的。
图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济南近郊视察水稻生长情况
2月初，广东省委转发的一份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报告》中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报告》中还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份文件对毛泽东纠偏的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看到此件后“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春荒”问题的症结所在，把解决问题的目光转移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上，认为是人民公社在规模上出现了问题。为此，他先后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讨论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大二公”和“共产风”问题，以求“安抚民心”，促使农民将“瞒产私分”的粮食上交国家。而真正造成缺粮的主因，是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造成的丰产假象，以及在假象的基础上制定了过高的征购指标。毛泽东和中央的纠偏方向显然失准。
同样，在这两次“纠偏”会议上，关于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仍维持在“一万零五百亿斤”。毛泽东是在粮食大丰收的认知前提下，去寻找缺粮原因的。广东省委转发报告中说的“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毛泽东的困惑。
由于应对策略的失误，缺粮危机愈演愈烈。4月初，各地缺粮的报告如雪片一般飞入中南海，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产粮大省纷纷向中央告“断炊”之急，各地大面积出现“浮肿病”的情况也随之传来。
山东省向中央报告，“截止到3月中旬，山东省仅济宁地区水肿病发病人数就达到67万余人”，“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山东情况危急，其他省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见底，断粮危机笼罩上空。有的省份甚至“在向邻区借粮的同时，还把中央安排从四川调往上海过境的一条粮船截留使用”。
在如此严重的缺粮危机下，毛泽东终于意识到对原有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过高。4月29日，毛泽东紧急下发《党内通信》至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他在信中说道：“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审视《党内通信》的内容，不难看出此时毛泽东的心态已然转变，对粮食的亩产量甚至已经不相信能够超过1000斤。同时，他也彻底改变了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的看法，对粮食产量虚报浮夸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严肃对待，并且下调对粮食产量的原有估计。
毛泽东对粮食丰产的心态已经趋冷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津同主持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廖鲁言及地方负责人谈话时问道：“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问：“保收多少呢？”廖鲁言说：“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说：“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接过话来说：“超过。”毛泽东没有再追问下去，但言语中透露着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廖鲁言提出将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他还说道：“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照五千亿斤安排，要按照四千五安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要降低粮食指标到5000亿斤，并要求按照4500亿斤来安排生活。与前期维持不变的1.05万亿斤的指标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腰斩式”的下调，足以显见此时的毛泽东对粮食丰产的心态已经趋冷。
在宣传问题上，毛泽东的语气则变得更为严肃。他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
同样，在粮食征购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趋于冷静和谨慎。7月5日，在审阅李先念报送的《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毛泽东批示：“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
从上述一系列讲话中明显可以看出，自《党内通信》下发后，毛泽东对粮食问题愈加冷静和清醒，不断下调粮食指标，并且要求新闻宣传“非转不可”。对虚报浮夸产量的问题日益重视，对粮食实际产量的估计也不断降低，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审视下面有关粮食产量问题的汇报。虽然在庐山会议后期，发生了“彭德怀意见书”事件，前期纠“左”进程被打断，但在其他指标纷纷重新上扬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指标和估计却相对“低调”。
10月，毛泽东在与江苏省委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谨慎地问：“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又追问道：“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又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接着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得到的答复是：“大概差不多。”从这段对话中，可以明显发现毛泽东对粮食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在反复追问之下，还是对地方领导人的说法抱有怀疑，始终觉得“心没有放下来”。检视史料不难发现，实际上自4月开始，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大跃进”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比任何人变得都更为冷静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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