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关系的工厂管理
这一节要介绍在“福特制”下所执行的泰勒“科学管理”，还要说明在这一套管理下，资本家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工之间对立的关系。福特制的管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出了问题，此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被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所取代。福特制为什么会出问题？丰田的瘦身管理究竟是怎么管理的？这一节主要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内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管理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福特汽车公司——从一家小工厂发展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福特这位大资本家，是从生产自行车起家的。福特所建的第一个生产小汽车的工厂，每天只生产一部汽车。到了1909年时，福特汽车公司每年生产11000部汽车，都是用同样的生产程序。工人首先作好一台汽车的底盘，将底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装上车身，再装上引擎和各种零件。当年的底盘、引擎、车身和各种零件都没有一定的规格，所以装配起来不一定刚好扣合，要靠技术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装得上去。车的引擎也要靠技术工人一件件地安装才能完成。技术工人就围在车身附近工作，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就在汽车装配的地点与工厂放零件、放工具的地方之间跑来跑去。
福特是个有远见和野心的企业家。他看到这样的生产效率很低，就开始做各种改善的实验。他首先将装配的汽车各部分和各种零件规格化和标准化，所以装配时就无需技术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装上去。规格化和标准化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一个必然过程，这跟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福特作为一个精明的资本家，他必须考虑如何降低生产成本。福特在设计未来汽车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程序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如何将原本需要技术工人生产的部分，分割成好多个不需要技术操作的小单元。这样做，就可以用非技术工人来取代技术工人。20世纪初时，美国的技术工人的人数有限，在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当时技术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而且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行会，他们的工资要求高，而且如果资本家要他们加速工作或是降低工资时，他们可以拒绝，必要时可以罢工。
资本家认识到，因为技术工人掌有特殊技术，所以很难控制他们。 这些工人不但可以要求较高的工资，而且他们可以对生产程序有一定的控制。譬如说，某件工作一小时可以完工的，技术工人就硬说要两小时。对工人来说他们干得快些只是给老板多赚钱，对自己完全没好处，他们喜欢工作得轻松些，有时停下来和朋友聊一会天，资本家或是工头看到生产因此耽搁下来，只能干着急，却没有对付他们办法。对资本家来说，他购买了十小时的劳动力。工人就应该无间隙地工作十小时。工人的“懈怠”使资本家无法谋求更高利润，但是因为生产要靠工人的技术，也就无可奈何。到了福特正在设计新自动化工厂时，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加速生产，那必须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尽力减低对技术工人的依赖，用随时可以解雇的非技术工人来取代技术工人。
1910～1913年间，福特在底特律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就是后来的Highland Park 城）盖了一座新的工厂。这家工厂设置了流水线的设备。在这个新工厂里，汽车的引擎不再是由一个技术工人和几个帮手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完成。新的生产程序将引擎的装配分割成很多简单的小步骤，靠流水线的流动操作来装备。从流水线的头到尾都站着工人，需要装配的引擎到了工人的面前时，工人就完成他的那部分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停地工作，等走到最后一站时，引擎就已经装好了。福特最原始的引擎流水线设计，是把需要复杂技术的工作分割成一百个简单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由工人不停的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钟或十几秒钟的操作来完成。这样的新设计，使引擎生产不再需要技术工人了。福特的工头控制了流水线的速度，使生产一台引擎所需的时间减少一半。
除了引擎，整个车身也是在流水线上完工。福特同样地将车的底盘的生产分成很多小的步骤，靠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步一步地完成。他再用控制流水线的速度来降低所需的时间，使得生产一台汽车底盘所需的时间由14小时降到90分钟。这样的改革使福特基本上解决了他在生产上对技术工人的依赖。他把大部分技术工人解雇了，用非技术工人来替代。底特律在20世纪初时，有大批来自东欧的移民，大部分新移民在他们自己国家时都是农民，没有做过工人。这些非技术工人没有任何组织，不断进来的新移民把工资压得极低。求职的工人很多，工厂不怕找不到工人，因此可以随时将工人解雇。福特公司的工头用各种规章制度来严格控制工人，工人彼此不能交谈，连上厕所都要限制，工人迟到或旷工就被扣工资。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主完全控制了整个劳动程序。工人不但在严格的控制下无间歇地生产，而且被工头欺压，上工时工头不把他们当人对待，就连星期日有时还得到工头家里去打扫或修理房子，那时的工人所受的待遇简直和封建时代的农奴没有多大差别。
福特的工头把生产线的速度不断加快，加快到了工人难以忍耐的地步。而且每个工人的工作都极为单调无聊，每天不断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到十几秒的动作，许多工人实在受不了时，就辞职不干了。1913的一年中，福特工厂的生产需要1,400工人，就是因为工人上工几个月就不干了，福特当年必须先后雇52000工人才能补得上离去的工人。每雇用一个新工人，从招工到训练，需要一笔花费。为了解决这个工人随时离职的问题，福特将每小时工资从2.25美元增加到5美元。那个年代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工资，比一般工厂的工资高出一倍。高工资吸引了从美国各州各地赶来的求职者，在福特大门外排了长队，有时甚至等上几天几夜。从福特的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家对付工人的伎俩不出两种：物质刺激和严格管制，也就是俗话说的胡萝卜加大棒。
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资之后，他的工头就把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在快速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的工人，常常累得昏倒过去。这时他们就被工头拖到工厂门外，反正还有很多工人在外面等候。虽然一天有5美元的高工资，但是工厂每年只开工7个月到8个月，夏天工厂停下来维修，汽车销售量降低时，工厂也停工。等再开工时，工厂重新挑选工人，被挑上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年纪稍为老的或是体弱的就被淘汰了。所以工人永远生活在不知何时将会失业的威胁之下。
福特对流水线的设计与泰勒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有关。福特开始设计新工厂的流水线时，泰勒的“科学管理”已经小有名气了。泰勒在1903年时就已经成为美国提高生产效率的有名顾问。下面就把泰勒和他提倡的“科学管理”作些简单的介绍。
泰勒的“科学管理”是怎么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富有家庭。他年轻时辍学，到他父亲朋友开的工厂当学徒。他的这种行为很不寻常，因为一个富家子弟去当学徒，不是很体面的事。但是，正是在他当了几年学徒，后来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升为工头所学到的经验，奠定了他未来成为出名的管理顾问的基础。
泰勒出名后到美国国会作证，向议员们讲解他的一套“科学管理”。泰勒说，他设计这套“科学管理”的动机，来自他当工头时对付工人的痛苦经验，并向国会叙述了这段经验。泰勒当过几年学徒后，就在一家钢铁厂里的车床车间当技工。他说，与他一起的有20多个人，工厂每周开工6天5夜，工资是按件计酬。按件计酬，一般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为了多赚点工资就越做越快，加速赶工的结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资。因此在计件工资下，工人必须团结合作，尽量将工作速度降低。泰勒作证时说，我们每天只做我们能做的数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头后，很诚实地对他工友说：从现在起，我跟你们不站在一边了，作为工头，我必须从工厂管理者的立场出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把生产速度加快。他的工友对他说，“那你就成了一头该死的蠢猪，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泰勒在国会作证时说，他当了工头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加快生产速度，工人们也就用各种办法抵制他。开始时，泰勒训练几个新工人，教他们车床工的技术，也教他们怎样加快速度。可是这些新工人一开始工作就把速度减慢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们不想为老板拼命卖力。在彼此斗争中，泰勒的工友问他，“你若还是工人的话，你会怎样做？” 泰勒诚实地说，“我会跟你们一样尽量把工作速度减慢。”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泰勒决定在训练新工人时，要他们承诺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每小时一定得做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否则就扣工人们的工资。这样的做法，终于逼着新工人加快工作。这时，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们的工作速度。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此后，新老工人联合起来破坏机器，使得几乎每天都有机器发生故障。泰勒说，他很熟悉工人这种对付工头的伎俩。工人们是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他们向老板说工头已经把生产速度增加到连机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这样，就把责任推到工头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谁要是破坏机器，谁就要被罚款。在厂方全力支持下，经过3年的斗争，泰勒获得了成功。
泰勒在这场斗争中深感到，技术工人对生产有很大的控制权，资方要取得控制权，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与技术工人作斗争。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泰勒就致力于研究如何把技术从工人手中夺过来。因此，所谓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分解开来，成为很多简单的步骤。这些简单的步骤，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来完成。泰勒还进一步研究工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他要工人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然后用运动员那种记时表来测量每种操作需要几秒钟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术。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办法把技术分割开来，不让任何工人控制一个完整的技术，这就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哈瑞•巴雷曼 (Harry Braverman)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这本书，上面谈到的有关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国会作证的陈述，就来自这本书。巴雷曼把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3点总结。下面就对这3点作些解释：
第一 ，将生产程序与工人的技术分开。
资方经他的经理们尽量从工人当中搜集各种有关技术的资料，并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对工人进行全面控制。
第二，将所有需要头脑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集中在完全由资方控制的计划部门和设计部门。
巴雷曼说，资方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须将原来由工人策划和思考的部分从整个工作中分离出来，只剩下需要工人动手做的部分。巴雷曼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就是人在动手之前，先在脑子里构思和计划该用什么步骤来完成一项工作。资方不允许工人构思和计划，就是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则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变成一个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摆布的傀儡。
第三，当资方和资方的经理们掌握了所有有关生产的资料后，他们只需要列出一个清单，再由工人按步骤去履行。
这样一来，管理阶层就可以硬性规定工人每天要做什么工作，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工人在规定时间里必须完成的工作。
福特在设计新自动化工厂时，泰勒已经是知名的管理专家了。我们可以看出福特的流水线生产，就是把泰勒的这几条管理原则付诸实行。
福特制的“科学管理”为什么失灵了？
从上世纪20年代起，福特和其它大汽车公司都用加快生产线的速度来提高劳动效率。工人对生产程序失去控制，工资又被压得很低，他们决定只有组织工会来与资方对抗。上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运动蓬勃发展，通用汽车公司在1937年承认汽车工会，并与工会签订合同。福特延至1941年，才不得不接受汽车工会。有了汽车工会后，工会与资方签下合同，而合同中就规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如果工头的作为违反了合同中的规定，工人可以起诉，再由一个劳资双方合组的委员会来裁决。工会每3年与资方签订一次合同。在每一次签订合同时，工会设法给会员争取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福利。工会也与资方制定了按工龄的高低进行解雇或退休的制度。（资方先解雇工龄短的，工作30年的工人可以退休。）在经济繁荣的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销售量逐年增加，资方尽量避免工人罢工，怕影响到生产，工会趁此机会为工人争取增加工资和福利。可是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后，公司就用汽车加价的办法补回较高的成本。虽然工会成立了，但是它无权挑战资方所策划的劳动程序，只能在资方的一些做法上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工会也无权过问资方影响工人的许多重要决定。像资方决定将工厂迁移到工会力量较薄弱的南方，工会也不能阻挡。工会也无权过问资方进一步自动化，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决定。因此，有工会比没有工会好，但是工会能够为工人争取到的权益，除了工人可以起诉外，也只限于增加一些工资和福利，只限于浅薄的经济层面，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作什么重大的改变。
60～70年代，美国产业工人的待遇同现在比较是相当好的。可是汽车工人和其它大工业的工人，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却是很低的。他们认为，每天都在忍受着单调无聊的工作，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工会也帮助不了他们。许多工人到汽车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轻时苦于几年，多挣点钱，退下来后再找别的工作。可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开销越来越大，就退不下来了。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曾在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他所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只需几秒种的磨工，每天就不断地重复这几秒钟的简单工作。由于工作时吸进了很多金属粉末，后来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医院修养期间，他开始考虑后半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下去，是不是只为了多挣点钱，继续干那种极为单调无聊又伤害身体的工作。最后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学校读书。他说，他比他的工友有利的条件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可以辞去工作。另外，只有生了病，躺在医院里才有时间思考，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否则，每天下工后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饭后在电视机面前发呆一阵子，就得去睡觉了，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精神来想任何事情。
到了60年代末，报纸杂志上，甚至学术刊物上，开始较多地报道产业工人对工作不满状况的信息。这时，除了工厂中的蓝领工人用旷工和迟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也有很多抱怨。本来办公室的工作都是由秘书来处理的。秘书的工作多半由妇女来担任。她们负责记录、打字、接电话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虽然当个秘书并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是总不像蓝领工人的工作那样单调无聊，工作上有点变化，而且不像生产线上的工人被管制得那么严格。然而，到了70年代初，各大公司为了提高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就采取新的分工办法。他们不再用个别秘书记录和打字，而是先由经理采用录音机把需要的文件录下来，然后把打字员集中在一大屋子里，带着耳机边听边打字。这样，管理人员就可以控制住她们的工作进度，管理员随时纪录打字员的工作时间，打字的速度、和离开打字台的时间。这使打字员的工作不但变得单调无聊，而且必须加快速度，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完全失去控制，因此她们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和疲倦，并不低于蓝领工人。我的另一个学生对我说，她本来还满喜欢她的工作，但是在工作的程序改变后，她再也无法忍受，所以决定回校念书，以便转业；她还发誓，不让她的女儿干这行。
巴雷曼在书中说到70年代初时，汽车公司工人的旷工人数持续上升。根据《财富》杂志在1970年的一篇报导，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旷工率达5％，周一和周五更高达10％。还有很多工人迟到，工头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并常与工头争执。还有些工人不高兴就索性不干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辞职，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没干完就走了，连工厂欠他的工资也不要了。巴雷曼说，1970年凯斯来与汽车工会签订合同时，资方说有一半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90天的试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工厂，每个月有8％的工人辞职，这个工厂为了维持5000个工人，每年必须新雇4800个工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工人越来越不情愿接受这种非人的工作环境。
工人的抗拒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因此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美国工人对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个专案小组对工人的不满所引起的后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结果是工人的旷工率、辞职率和野猫罢工不断地增加，从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生产品质低落中，都显示出工人的工作意愿很低。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工作上的问题已经连带地引起了其它的问题，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稳定性、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趋向极端化，导致吸毒、酗酒、暴力与其它犯罪不断增加。”（巴雷曼：《劳工与垄断资本》第31页。）
这篇报告很值得重视，它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学管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控制产业工人，以便扩大汽车业和其它大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量地并快速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而另一方面，这种违反人性的劳动程序，却遭到工人的不断反抗。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工厂里，经过近70年的实践，证明了福特的“科学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资本家必须策划对付工人的新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来为资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对付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还必须解决在本国内产能过剩，导致无法持续扩大积累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0年代，美、欧、日资产阶级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整了资本积累的大环境，用“全球化”作为他们资本扩张积累的新策略。“全球化”用各种具体的政策来清除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可以自由地将生产移向别国生产，也借此为资本开拓了全世界的市场。“全球化”便利了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投资，将工业生产转移到拉丁美洲和亚洲，最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移向中国。
经过30年的发展，资本不断地将生产从资本主义大国外移。今天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能有一份工厂的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多数的工人都只好转移到服务业工作。服务业（除了像一些财经方面高级服务业外）的工作工资低，而且多半没有福利。因为到工厂找工作困难，所以有一份工作就谢天谢地了。这样，就使资本处于有利的地位，较容易使工人就范。“全球化”，一方面给美、欧、日的垄断资本扩大了积累的范围，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将许多工厂关闭外移，并可以随时用工厂外移作为威胁，来迫使工人做出各种让步，工人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和福利的削减，工会也只好同意资方用临时工来取代正规工人。资方这种分裂工人的伎俩，使得工人更难以团结，工会的会员不断减少。在这中情况下，工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资方斗争的能力。近年来，工会在与资方所订的合同中节节败退，工人被逼得无路可走。在工厂内，资方就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来制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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