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人民既容易谈论又难以谈论的话题。说它容易，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就像观看某个具有惊人之举的表演一样，每个观众总能谈出一点自己的即时感受。在今天，“后现代主义”这个话题甚至已经空乏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随便拿起一样东西，给它贴上某个标签，说这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或“作品”，并由此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介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理性讨论或实践活动。说它不易，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意味着各种很不相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观念、思想、见解、方法等等的拼凑和杂处，我们很难说，究竟哪一个人提出的见解是最“正宗”的后现代主义见解（“正宗”这个概念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予以拒斥的西方传统文化中及“现代性”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当有人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的时候，它既展示了当前的这幅后现代主义景观的丰富性，多彩性，也表明了它的含煳性、不确定性，和难以捉摸性。
自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建筑、影视、文艺创作和文艺学批判领域产生后现代主义运动以来，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已经辐射到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为了一个最为入时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们至今对什么是‘后现代’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术语作一番历史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初步地了解到有关它的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真实面目。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厉控诉，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它以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等等方式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与文化矛盾。它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在精神创造力上的整体衰竭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衰落，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唿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与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体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强制。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强制，揭示过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劳动力商品即创造剩余价值的角色。马克思说：“‘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的边连性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一直具有一种强制性。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这种强制不仅没有得到松弛，而且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
在今天，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不仅越来越依附于劳动对象，越来越受制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且在其劳动之余依然越来越受制于各种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影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操纵，全面地控制了所有社会个体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工作方式完全地被纳入到了固定的程式之中。自由不仅意味着有没有闲余的时间，而且意味着有没有可以自由地即不受他人干扰的消费闲余时间的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发展，虽为社会个体或无产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但是他们为此丢失了全部私人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
其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在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人文学科和技术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使得一部分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作理想和学术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并使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发生了根本动摇。现代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对自身前途的忧虑又导致对整个西方文化之前途的忧虑。由于他们找不到消除当代科学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和艺术生存与发展之威胁的途径，它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化在整体上的衰落。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创作活动和学术活动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由性。个体越来越受制于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品和成果越来越趋于时间化、时尚化和世俗化。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和陌生化。
另一方面，它又要同诸媒体争夺观念和读者市场。面对着传媒系统中之各种新闻、信息和新闻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已经远远地把对事物真相（真理）的关切抛在了脑后。因为“事物的真相”成为越来越难以驾驭的东西，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产品”和“盈利手段”。传媒系统成了一个最为庞大的造谣中心。正象学者们的职责在于不断地制造出真理一样，媒体的职责在于不断地杜撰出新闻（新奇之闻），以迎合受众的各种需要。整个传媒行业的兴盛最明显衬托出了某些人文学科的衰落或不景气。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得以在西方社会兴盛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背景。
第三，西方反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主题尊严的丧失和人的价值的失落。一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在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时使理想归于破灭，道德失去基础，理性归于消失，真理失去标准，价值丧失主体，知识失去尊严。他们认为“道德”、“理想”、“理性”、“真理”都是些被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为拔高的东西。到了现代以后，这一切都已经蜕变成为现代人兜售其个人私货，掩盖其个人欲望，宣泄（放纵或释放）其个人情绪（欲望）的托辞。如弗洛伊德视文明为原欲的升华、合法化或合理化。这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否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没有为西方文化给出一个光明的前景。后现代主义思潮同上述思想倾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正是它在整体上是一股消极性悲观性的思潮的原因之一。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还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责、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追求真理，实现知识的价值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科学和理性日益强化着它们的工具性功能，而弱化了对社会现实对自身的批判性功能。现代理性和科学实际造就的一切也不断的偏离了知识分子预设的理想目标，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和真理产生了怀疑。由于发现了真理背后的操纵者，由于真理主要的不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由于真理日益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由于真理日益具有类似于时髦商品那样的时效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愿意为真理而战。
由于科学不再迷人，理性不再崇高，真理不再神圣，他们对文本世界和话语世界的解释和说明变成了一场自娱性随意性的游戏。那种把一切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为统一的科学目标而奋斗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他们的唾弃。结果，后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再自视为是社会中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社会被他者所同化、所“溶化”。随着后现代知识分子之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和模煳化，他们的工作和职责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作为“社会良心”、以“社会正义”、“公正”、“普遍真理”的维护者和追求者自诩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正在销声匿迹。
第五，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已经全面地扩张到了文化领域。现代文化工业的兴起使得文化生产、精神生产全面地商业化了。一方面，在今天，连高级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艺术精英、思想精英等等都可以“批量生产”了。新的思想和思想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一次又一次地“被大批量的制造出来”。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艺术创作和精神创造比以往更多的受制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和影响。艺术创作和精神创造活动被强行纳入到了一定的程式之中。随着艺术与非艺术、学术与非学术、艺术与生活、理论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界限的日益消失，艺术、学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正日益受到生活化、平庸化的处置。
所有的文化行为首先被当作也要求被当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艺术活动、精神创作活动首先被要求遵循的是商品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科学活动、学术活动、艺术活动和其他精神创造活动，都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价值意蕴和社会地位。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于某种特殊精神财富的探索者和创造者，而成了为填补人们的空虚灵魂而进行批量生产各种精神商品的特殊生意人或工匠，成了迎合社会中各色人等之特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的可怜小丑。
第六，人作为社会动物，自始至终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必然形成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经济的、福利的等多种类型的生活方式。而其中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方式，往往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和重要内容构成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由社会等级分化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和由物质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关系。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控制下，充满友谊和情感的语言交往日益困难，个体的语言行为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功利性和程序性。在社会交往中，自然的充满温馨的话语日渐稀少，正常的语言交流日益受到怀疑，语言行为不再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成为一种表演，成为掩饰其真情与本意的基本手段。这样，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有效工具，而是类似于谜语的东西。
语言成为达成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障碍，成为说者要谨慎小心地说出，听者要费尽心思去揣摩和猜测的对象。结果，在社会生活意义上，人的语言行为受到了完全的控制，成为一种非主体性的、非主观的、非自然的行为。语言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的陷阱，一张无所不在的天网。当代资本主义对个体生存权的控制和剥夺已经渗透到了对其语言能力进行全面控制和剥夺的程度。个体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正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以语言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和批判的原因。
第七，自我意识的丧失与价值标准的失落。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以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为主要目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对个人能力的推崇、对自我个性的强调是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也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个人是行为的绝对标准，个人的利益追求是一切行动的轴心。但是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基本完成，每一个个体已经被完全地职业化和角色化。每个人都按照其所从事职业和所扮演角色的要求来活动。他的言行举止完全地受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他负担的社会职责的约束和限定。人的个性在一体化的社会角色中被抹去，被排斥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之外。个体的行为都无一例外地被一体化。每个人按照其职业或角色要求穿同样的制服，吃同样的饭菜，说同样的话语，甚至住同样的房子。别人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自己的行为标准。结果，个体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终极追求。自我沉沦于他人之中，沉沦于角色之中，沉沦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在社会现实之中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个体开始过着双重或多重的生活，但他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生活。于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里，个体因其职业化和角色化而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怀疑自我，并最终否定了自我的价值。正是基于个体被后现代社会所全面角色化和职业化的状况，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发出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的感叹。
第八，当代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时代。在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的时代里，人们面临着各种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所没有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中满足个体生存的物质条件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个体如何生存”的问题日益尖锐起来。于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也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并盛行的一个重大原因。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后现代主义，并且使之成为一股颇具吸引力的思潮。由于“现代世界是可怕地复杂和复杂地可怕”，后现代主义便采取一种拒斥的逃避的虚幻化的态度来对待现代世界：“把现代世界变成一堆感觉或技巧问题；宣称对这个世界的不可知性，甚或不存在；或者逃出这个世界而躲进青春期；或者把它保持为一部小说.....或虚幻或真实，像其他小说一样；或者对这个世界采取偏执狂的态度。”如此等等。由此，后现代主义便在当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迅速地泛滥了起来，并且很快的向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渗透开去。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浙江大学学者张国清所着《中心与边缘》第一章《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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